是什么在农民工和知识阶层之间造成难以跨越的障碍?

蒋霄

“基本上,我确定了我不可能通过‘同等学力’来入读大学。另外,关于出版方面,我也认识到出版的不可能性,因此我彻底完全放弃了我之前简单与幼稚的看法与‘谨慎的期望’。从而,这个帖子的意义已经完成。”[1]

这是因《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一文得到广泛关注的哲学爱好者“陈直”(化名),在豆瓣“海德格尔小组”中最后发出的帖子。上揭文章于近日由某自媒体发布,以第一人称叙述,内容基于对“陈直”的电话采访,记录了他中途放弃了大学学业,辗转多地一边打工一边业余进行哲学资料翻译的经历。[2]对于这个文本,被访者本人也出现在了其评论区中,他指出,“并不是我所期待的行文方式,我以为会是第三人称叙述,但是没想到作者以第一人称来叙述”——敏锐地觉察到此种转换带来的微妙差异。

工人们在休息室阅读学习

就新闻报道的一般写作技巧而言,使用第一人称自述而不是第三人称陈述往往意在拉近读者与叙事主人公之间的距离感,使读者产生感同身受的同理心。但如果仔细阅读《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这篇报道全文,却发现这篇报道并非在任何段落中都试图拉近读者与主人公“陈直”间的距离。在进入陈直的自述之前,报道首先切入了一段简短的引语作为铺垫,在概括了类似陈直这样的全国2.85亿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后出现的是如下一句话:“他们依附于工厂里的机器生存,构成了一个不同于我们的陌生世界。他们置身于城市,但却自成一体。至于这种生活能有什么意义,有什么Ambition,往往会被我们忽略或者无视。”[3]

这之中的奇特之处就在于,这段话开宗明义地将报道的读者设置到了与身为“他们”的陈直相对立的“我们”这一位置之上。结合报道的发布平台与“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这样“反常识”的标题,这篇报道显然假设自己的目标受众应当对海德格尔是何许人有着一定的了解,同时也将“农民工don’t(无暇?不能?)思考海德格尔”视作常识——换言之,正是那些接受过系统高等教育的知识群体(为避免对相关概念的复杂讨论,我们先不使用“知识分子”这个提法)。只是在预先构建了作为知识群体的“我们”与作为农民工的“他们”之间清晰可辨的身份与知识壁垒之后,报道才得以通过“以下是他的自述”这样的转换装置,尝试俯下身去,尽可能地用贴近这位“非常态的”农民工的手法,来写作他的个人传记。换言之,必须先由“我们”意识到“他”是“他们”中如此特殊,以至于可能和“我们”一样。

正如已故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所言,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通过个人传记进行自我创造很大程度上是精英阶层的专利。但在最近的两百年,无产者却越来越多地不得不进行所谓“强迫性自述”以满足管理者对其的考察与规范。[4]而就是在前文所述人称转换之中,知识阶层审查与无产者强迫自述的关系构造得以成型。而对于在这种构造中受到审查的受访者而言,他既不可能对引言中毫不留意农民工生活的“我们”产生共鸣,又必然难以忍受被贬低为猎奇对象的“他们”所承受的压力,因此可以想见他自然难以在这篇报道之中寻找到自身合适的位置,因此才要(委婉地)提出对此种“自述”的抗议:“如果是我自己来独立‘自述’的话,内容与风格应该会有不同。”[5]

怀着善意,我们应该相信,《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本无意将陈直的人生置于知识阶层猎奇目光的审查之下,而是意在承认知识阶层与农民工间现实的知识与身份壁垒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增进前者对后者的理解。但问题是,这篇报道能够达成如是的目的吗?这一问题的答案正可由与陈直一同出现在文章评论区中的另一位网友的留言揭示:“都奔着更加功利目标去”的“双一流大学”之中,“像他一样如饥似渴读书的人,我没有亲眼见过”。这就是说,无论报道如何细致地勾勒陈直这位“思考海德格尔的农民工”的经验与情感,大学校园中的知识阶层成员也很难在周身生活中寻找类似的对应物;甚至,不仅仅是现在无法经由陈直的类似经验而达成理解,未来恐怕也难以仅仅受到陈直故事的感召而完成类似的非功利的哲学工作。也就是说,无论知识阶层的“我们”如何俯身放低姿态,贴近农民工的“他们”,两者间的身份与知识壁垒仍然是无法弥合的。这一点也正从自认为完全可以与作为“知识者”的陈直的自我认知保持一致的报道文本,与陈直本人在评论区对此种“一致”的否定中被识别出来。承认陈直这一个体可能成为知识群体的一员,是以对陈直身处的阶层整体上无法加入知识群体为前提的;而此种关于知识群体的想象,也完全不是在大学等场所从事知识生产工作者的真实工作状态(如上引“双一流大学”中人留言所说)。

无独有偶,几乎就在以“陈直”为主角的网文被热议的同时,复旦大学的校园媒体也报道了一位在岗位上坚持自学微积分的保安的事迹。不同于陈直,这位名为董胜利的保安顺利完成了高等教育。在先后经历了企业就职与创业失败后,董胜利选择成为一名保安,在复旦大学执行安保工作的同时自学一些他设想可能在下一次创业中应用得到的数学与经济学知识。与对报道陈直的文本中,试图塑造“陈直”与包括叙述者在内的“我们”即知识群体间对陈直行动理解的“一致”不同,报道董胜利的文本清楚地表明了复旦学生与董胜利本人对“保安自学微积分”这一行动的不同理解。与起先复旦学生猜测的“对知识的纯粹渴求”不同,董胜利自述的学习动机是想要解决之前工作与创业中遇到的一系列实际的生产与经营问题。[6]据此似乎可以得出高校内的学生与学者学习研究内容过于抽象,以至脱离实际的批评。但如果同时举出对抽象哲学问题抱有兴趣的陈直作为对照,我们就不难得出相反的结论,即对抽象理论与知识的兴趣绝不是某种专业人士的趣味,而是各社会阶层中都可能出现的普遍现象。也就是说,由报道陈直文本作者所掩饰,而由报道董胜利文本作者所正确地阐明了的、校园知识群体与主动学习或研究深入知识的劳动者之间,对“知识”的理解差异确实存在,但这种差异与知识对象的“抽象”或“具体”并无关联。

微博上关于董胜利学习微积分的帖子

如果我们仔细阅读报道文本中,陈直对自己在电子厂打工经历的描述,我们或许能够为上述差异的内涵找到一个更加合理的解释。陈直在电子元件工厂中负责流水线设备维修工作,尽管机器并不总是需要修理,但厂内严格的环境洁净要求、工作纪律与巨大噪声使得他就算在手头没有工作时也难以开展其他有意义的活动,只能空耗时间。而正是这种乏味空虚的工作,使远离“常人”生活与“意义世界”的抽象存在问题成为了可以被思考的直接生命体验。对于陈直这样在流水线上忍耐漫长重复工作的劳动者而言,缺少实质内容的空洞抽象存在成为了他们所处的真实具体的历史情境。

因此正如前文所推断的那样,生产了陈直、董胜利这样的工人与高校内的专业知识阶层对知识不同理解的,当然不是知识的抽象性或具体性,而是知识与个人生活发生关系的模式。无论知识有多么“抽象”,工人与其的关系都更多地具有直接性,这些知识或是反应了直接的切身经验,或是能够处理有待解决的直接问题,而身处于当代教育与学术体制内的知识阶层,则更多地将知识与体制所实行的量化指标评价联系起来。对于后一种群体而言,知识与生活间的直接关系完全被指标评价体系所中介,无论面对的是各类考试还是绩效考核,知识阶层只能通过满足指标要求才能够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或收入,甚至在指标评价体系所分割的差序格局中进行爬升。这也同时意味着,对于教育与学术体制而言,“同等学力”远远不足以得到承认。想要获得教育与学术体制的承认,除了对知识的掌握与理解,以及进行创新性知识生产的能力之外,还需要掌握通过指标考核所需的特定技巧与各类资质。而这种技巧对于工人而言,是比与个人生活直接相关的知识更加难以获得的。对陈直的哲学学术水平究竟如何,尚有讨论的余地,但阻碍他通过“同等学力”获得进入大学学习机会的,首先是这种通过指标考核能力的欠缺。这种在知识与生活间建立联系模式的差异,制造了工人与知识阶层间难以跨越的第一道壁垒。

而在指标考核制造的知识壁垒背后,教育与学术资源在不同层级以及同一层级的不同机构间的不平衡分配,则进一步支持了知识壁垒的形成。陈直在自述中提到,他曾经就读的高校并未开设他感兴趣的哲学专业。而至2020年为止,在全国范围内有73所本科高校开设了哲学专业,而其中仅有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与中山大学5所高校的哲学系在国家“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之列。也就是说,全国最优秀的哲学教育研究人力与物质资源都集中在了这5所大学之中,而有机会进入这些高校进行深造的求学者注定是凤毛麟角。

在中国,“开门办学”曾是高等教育系统中长期流传的口号,意在打破教育机构对其他社会部门的隔离,彻底重新分配文化资本的激进教育改革也曾得到过广泛的实施。1976年之后,在恢复教学秩序与加强教育专业化目标的推动下,大学中“开门办学”的措施很快就遭到取消,实质上导致了高等教育本科院校,尤其是少数一流大学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垄断。至1990年代末,以“建设世界水平一流大学”为目标的985与211工程得以实施,标志着向少数院校集中的教育资源分配格局得到了官方的肯定与支持。

而自从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高等教育院校出于防控疫情的需要实施了尽可能严格的封闭式管理,本校教职员工外的“社会人员”通常都会被高校被拒之门外,这进一步增强了这些院校的封闭性,事实上进一步抬高了“象牙塔”内外之间的知识壁垒。尽管利用线上教学兴盛的契机,相当多的高校也在互联网上公开了部分课程资源,但必须要看到的是,不同的社会阶层或群体获取互联网资源的能力也是有差异的。本就缺少文化与经济资本的劳工阶层通常也缺少获取互联网资源所需的知识或缺少租赁充足通讯带宽,购买适用电子设备所需的资金。这种“技术鸿沟”不仅没有推进互联网共享资源对知识壁垒的抵消,反而与封闭的校园管理一通增加了劳工阶层接触高校所占有教育与学术资源的难度,扩大了劳工阶层面对的知识壁垒。回到陈直的经历上,当他完成了海德格尔哲学研究专著的翻译时,也曾对进入高校打破知识壁垒抱有过一丝期待,但是对申请同等学力研究生的难度有所了解后,这一点期待也化作了失望。或许可以说,没有任何人是生来就习惯于一而再再而三失望的,只是陈直这位思考海德格尔的农民工在跨越知识壁垒的一次次失败的尝试中,他才“彻底完全放弃了我之前简单与幼稚的看法与‘谨慎的期望’”,这不止是一种对上述事实的了解,也是一种(至少在当下)对体制化的“学术”活动的拒绝,与对自己的哲学活动仅仅与自身关联的、“不足为外人道”的“意义”的确认。更进一步地,这种当下的、模糊的,对这个作为体制化知识群体的“我们”的拒绝,是否还可能暗示着,对于“陈直”来说,存在着找到另外一种“我们”的可能性呢?对于陈直的案例来说,最重要的是否并非是他借以思考的资源“海德格尔”,而是他在进入流水线后意识到的那种可能超越他身处的实际情形的一般“哲学”的必要性呢?这是需要包括陈直在内的我们大家去思考的。

那么有幸进入了复旦大学院墙内的保安董胜利又如何呢?为了自己搞不懂的数学问题向学生搭话的他当场就得到了学生的帮助。而随着他的事迹在校园间流传,也肯定有更多热情的学友愿意帮助他自学数学或是经济学知识。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种热情协助的背后,仍然存在着高校学生与校工间身份的差异;而更重要的是,围绕安保工作需要的劳动管理让董胜利很难获得在校学生所拥有的学习环境。

作为负责安保工作的校工,董胜利与保安队的其他工友一样会被要求在白班与夜班间选择一个班次进行工作,这两个班次分别在早晚7:00换班,理论上每个班次都需要工作12个小时。而实际上,每天换班前当班保安还需要提前集合由队长训话。如果偶尔需要进行训练,那进行这些活动的时间仍然是从休息时间而非工作时间中挤出来的。也就是说,每天留给保安们自行安排的时间总共不会超过12小时。在这段时间中,保安们首先需要进行休息、整理卫生、处理杂事等等,剩下的时间中才有可能进行业余活动。即便在工作的百忙之中能够抽出一点时间自主学习,相比学生而言更加简陋的住宿环境与并非对校工全部敞开的校内公共资源也使得他们更难以寻找到合适的自学空间。尽管还是难以习惯作息节奏,但董胜利还是选择值夜班,因为夜深人静,工作不多时他还可以在岗位上花些许时间进行自学。复旦大学保安岗位薪酬尚可,门槛较低,相比制造业上的流水线工作还可以抽出更多进行业余活动的时间,加之有利用“一流高校”教育资源的机会,像董胜利一样被吸引来寻求打破知识壁垒曲线方案的年轻人注定还有更多。尽管如此,保安仍然属于校工中流动性较大的岗位,究其原因,可能与这一岗位本身难以提供人力资本成长有关,也从侧面说明在这一岗位上校工跨越知识壁垒的艰难。而之所以存在着这种难以跨越的壁垒,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校工所受到的劳动管理使他们不可能与脱产学生一般将时间与精力主要投入知识学习。对于身处相对轻松岗位,同时亦身处校园内部的董胜利自是如此,更遑论身处更大压力与更严格控制之下的陈直。根据后者自述,他为了留出更多时间进行哲学研究放弃了赚取更高加班时薪的机会,因而承受了更大的经济压力。而这种根本的鸿沟无论是开放更多的公共资源还是更多来自学生的热情协助都不可能弥补的,因此也不是通过教育与学术机构的某种调整改良能够解决的。

《一切在消逝前皆为永恒》(Everything Was Forever, Until It Was No More)一书记载了苏联80年代的一种奇特现象。当时苏联的最后一代叛逆青年开始广泛青睐于锅炉工这样的薪水相对较低,需要长时间值班但又很少有实际操作的岗位,以便糊口的同时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摇滚等亚文化创造活动或是业余研究之中[7]。就连苏联晚期传奇的摇滚歌手维克多·崔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事实上,苏联晚期较为平等的工资收入,宽容的劳动管理,稳定的基本消费品物价与官方支持的公共文化空间一道,在城市中支撑起了庞杂的亚文化与业余研究圈子。尽管这一昙花一现的历史经验虽然随着苏联的解体而落幕,但却引导我们将围绕跨越知识壁垒进行的思考超越对教育与学术体制的片面关注,从而将其与劳动阶层在生产领域内所应具有的权力的缺失联系起来。而从反面来看,当此种权力缺失时,增强资方与管理权力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就得以在世界范围内将一套基于量化指标的规则推销到高等院校之中,在重组了学生与教工与知识间关系的同时,产生了进一步增强教育机构封闭性,加强精英院校资源垄断的效果。

近年来在欧美国家,随着经济增长乏力与劳动不稳定化趋势的同时增强,比以往更热烈的声音也汇聚到了减轻劳动阶层生存压力,增强劳动阶层面对资本剥削与管理规训的抵抗力,甚至动用公共资源支持其在就业外的业余时间中实现个人发展的构想之中。越来越多围绕全民基本收入或是“懒惰权”概念所进行讨论都反应了此类呼声的高涨[8]。而对于“思考海德格尔的农民工”或是“自学微积分的保安”这些事例来说,简单地由文化资本差序格局中的上位者俯身与工人建立联系恐怕仅能解燃眉之急,真正能够破除知识壁垒屏障,为社会中每一位求学者提供学习与研究机会的,还是教育与学术领域之外更加广泛深刻的社会变化。

注释

[1] “此帖意义已经完成”,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252177590/.

[2] 祁佳妮, 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https://mp.weixin.qq.com/s/5bjMfqgqEZNGr8ZHaRzGuA.

[3] 同上

[4] 大卫·格雷伯著, 文彦译, 大学死了吗?人类学与职业管理阶层的兴起, https://mp.weixin.qq.com/s/bi8jXF5EJSquzySd3KCsnw.

[5] 同2

[6] 郁淳言, 当一个复旦保安自学微积分, https://mp.weixin.qq.com/s/-TBf_C-AXk7-6NeOFcTJyw?.

[7] Alexei Yurchak, 2005, Everything Was Forever, Until It Was No More: The Last Soviet Gener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8] 盖伊·斯坦丁著, 陈仪译, 2020, 基本收入: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伍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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