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核云:智能制造是2020的趋势,也是蓝海

制造业数字化是走向智能制造的基础。垂直于汽配领域的新核云CEO陶滨江,对于智能制造2020年的趋势一直有着自己的看法。新核云通过为生产车间内的具体场景搭建真实落地的解决方案,为客户带来持续价值。未来的制造业是数字化的,整个产业链的升级是趋势,智能制造是蓝海,需要更多优秀企业加入。

新核云:智能制造是2020的趋势,也是蓝海

新核云:智能制造是2020的趋势,也是蓝海

稳中求进的一年

行业在加速,产业在升级,改善的动力来源于下游主机厂对于上游质量的要求。

陶滨江认为,2019年市场整体行情处于平稳发展阶段,进一步淘汰掉抗风险能力较弱的小微企业和一些质量不达标的劣质企业。

对新核云而言,2019是技术与产品双加速的一年。这一年,新核云由北极光、青蓝创投(中软国际)参投完成B轮融资,并获得由陆奇创办的YC中国战略投资。

这一年,新核云作为数字化生产管理服务商为聚划算天天特卖后端输送卖家工厂的实时数据,为平台搭建C2M愿景打下坚实基础。与阿里巴巴的合作中,双方已在浙江、华南等地区完成了多项标杆工厂落地项目,客户群扩展至集团上市公司,商业模式上引入渠道商合作营销模式。

同时,在产品层面上,进一步完善对于机加工和组装加工行业的落地。

新核云:智能制造是2020的趋势,也是蓝海

创造价值期待5G

“未来,工业互联网平台与服务商之间的合作有利于推进产业升级。”

对于汽配行业来说,成本和质量的管控是每个企业主最关心的命题。通过整合供应链和优化采购决策,数字化将大幅减少在制品积压,释放更大的现金流。同时,企业也将建立起一套完善的质量体系,结合着工厂的管理将标准推行到车间内。

“2020年,我们希望继续深耕行业,将‘创造价值’作为核心使命。”

不过,陶滨江也认为,在离散制造业中,数字化的基础还很薄弱,踏踏实实的做数字化更能帮助企业主做运营决策。

新核云:智能制造是2020的趋势,也是蓝海

2020 新势力 新观点

立足于各个细分领域,有赛道黑马独角兽,也有早期创业者,我们记录他们的所思、所想、所盼,并期待看到更多行业的光。36氪浙江关注各个科技产业的发展趋势与动能所在,请关注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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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制造”试剂盒获批生产保障供应

“广州制造”试剂盒获批生产保障供应

广药员工加班加点生产保供应。

大洋网讯 疫情当前,广州本土生物医药企业迅速反应,全力以赴抗击。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1月28日透露,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核酸检测试剂盒(荧光PCR法)已经获得国家医疗器械注册证,据悉,该产品生产能力现已达到20万人份/日;广东省药监局一周内紧急审批上市两种疫情防控医疗器械,都是“本土制造”保供应——一种为阻断医患较差传染的一次性使用手术衣、一款为医用隔离病床,可以兑现“单人隔离、即时消杀”理念;广州两种“本土药物”入选官方应急、推荐名单,目前正在抓紧生产中。

器械:一周上市两种疫情防控器械

日前,广东省药品监管局按应急审批程序批准了医用隔离病床注册申请。据了解,该产品适用于医疗机构预防呼吸道飞沫及空气传播疾病患者的隔离。此次获批的隔离病床是由广州医科大学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研究中心团队探索研发,按照“单人隔离、即时消杀”的呼吸感染防控理念,以实现阻断交叉感染、保护易感人群为目的。该研究成果转移给广州安捷生物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注册申报和生产。

此外,广东省药监局启动应急审批程序批准了深圳某医疗用品公司的一次性使用手术衣许可事项变更申请,同意其增加型号规格及变更产品技术要求。据介绍,该产品由医用非织造布或医用覆膜非织造布制成,供医疗单位做手术时一次性使用,适用于当前各医疗机构防控肺炎病毒感染、阻断医患交叉传染场景。

试剂:本土厂家病毒试剂盒获批生产

疫情面前,达安基因反应迅速,在1月13日研制出《新型冠状病毒(2019)核酸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探针法)》,成为首批全国发布研制针对性检测试剂盒的两个厂家之一,同时也是广东省内首家,目前该试剂盒已获批生产。

该试剂盒性能如何?达安基因告诉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称,产品检测时间为110分钟左右(两小时内);与感染部位相同或者感染症状相似的病原体如冠状病毒OC43、NL63、229E、HKU1、副流感病毒、甲型流感病毒、乙型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鼻病毒等无交叉反应。

试剂盒如何保障市面供应?记者了解得知,该试剂盒当前库存为5万人份,该企业生产能力为20万人份/日,后续很快能达到50万人份/日,核心原材料均为公司掌握,不受制于人。企业生产计划——根据市场所需,公司做好了全力以赴满足市场需要的准备,且公司的产能完全能够满足市场的需求。

药物:两种“本土药物”入选官方名单

药物生产车间此时热火朝天。记者了解得知,“本土制造”陈李济喉疾灵胶囊入选广州市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应急物资。过年期间,广药集团陈李济药厂生产车间正在加班加点生产广州市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应急药品陈李济喉疾灵胶囊。陈李济党委书记、董事长石洪超介绍,目前陈李济喉疾灵胶囊每天的产量超过100万粒。

1月23日,国家卫健委发布了《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四版)通知》,安宫牛黄丸等药物被列入诊疗方案推荐用药。广州白云山中一药业有限公司立即对武汉的安宫牛黄丸库存进行调配,迅速向武汉捐赠安宫牛黄丸一批支持疫情防控和救治工作,首批白云山中一安宫牛黄丸已经送达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武汉市妇幼保健院、武汉市第三人民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和湖北省中医院。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涂端玉

企业马力全开制造口罩、遭原料紧缺 中国银行牵线搭桥助力生产

“南沙区一家口罩制造企业目前急需原料……”1月28日,在全国抗击疫情的攻坚阶段,一条口罩厂的求助需求通过南沙中行多名员工的朋友圈快速扩散。

朋友圈里的求助信息正是来自于其中的一家口罩厂,广州市某医疗器械实业有限公司。据悉,该企业长期从事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生产。

自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1月26日发布通告,决定在广东省公共场所实施佩戴口罩的控制措施。为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护工作,这家口罩厂几天前已有6名员工开始复工生产,无条件加入到抗疫物资生产线上。据悉,目前日产能约为1-2万个。负责人称等到年初九全线复工时,日产能可达到10万个。

在得知广州市某医疗器械实业有限公司仍面临原材料缺乏的问题后,南沙中行第一时间组织员工广泛发布信息,多渠道积极寻找原材料的供应商,得到了广泛、积极回应。

通过多方努力,短短几个小时内即成功为该口罩厂推荐了6家原材料供应商,推动有效解决该企业原材料缺乏问题,在寻找供应商的过程中同时也促成了东莞市口罩生产商某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原材料缺乏问题的解决。

疫情当前,责任在肩。南沙中行发挥金融桥梁作用,充分运用广东中行积累的客户资源和撮合平台,为上下游企业牵线搭桥,在支持疫情防控、筑牢防控防线方面持续贡献金融力量。

采写:南都记者 吴梦姗 通讯员 王思博

深读丨“东莞制造”驰援湖北

1月30日,东莞大朗镇的广东春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传来了机械设备运转的轰隆声,工人们正忙碌赶制一批又一批N95囗罩、一次性防护囗罩。这些口罩将被运往湖北,支援前线防疫。

连日来,东莞制造业企业驰援湖北,积极响应防疫工作。OPPO、vivo等企业主动为武汉防疫捐资,东莞多家防疫物资生产企业提前复工,多家企业援建武汉防疫医院,支援武汉防疫前线。

多位东莞企业家表示,作为先进制造业名城,为湖北乃至全国防疫工作贡献力量,东莞责无旁贷。

深读丨“东莞制造”驰援湖北

莞企竞相捐资捐物

1月26日晚间,vivo公司通过微博宣布,已向湖北省慈善总会捐款3000万元人民币,用以防控疫情。vivo表示:“向所有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工作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守望相助,与你同在!”

同日,OPPO公司通过公众号宣布,向武汉市慈善总会捐款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为抗击在疫情一线的医务人员略尽绵薄之力。

vivo向湖北省慈善总会捐款3000万元。

“蓝绿兄弟”一齐捐资,成为东莞爱心企业群体的真实写照。连日来,无论是龙头企业还是中小企业,大家纷纷慷慨解囊。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向湖北省红十字会捐款人民币300万元,由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统一调配使用,全部用于疫情地区前线抗击以及防治工作;永益食品、永益食品旗下品牌凤球唛向武汉市慈善总会捐赠200万元,用于武汉疫情防控医疗专用款项;东莞证券向湖北疫情地区捐赠300万元,专项用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和救治;广东华星建设集团向疫情灾区湖北通山县捐款20万元,支援抗击疫情……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

永益食品董事长王庆和说:“生命至上,疫情无情人有情。目前,面对疫情的日趋扩散,让我们心手相牵、共艰克难,早日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

除了资金,一批又一批东莞爱心企业捐赠的防疫物资,也在涌向湖北。

深读丨“东莞制造”驰援湖北

大年三十晚上,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从钟南山院士团队处了解到目前医疗机构的医疗物资需求后,委派研发中心临床事业部及控股子公司众生睿创临床医学部员工,于大年初一一早赶到公司,清点可供疫情使用的医疗物资库存,捐赠给相关医疗单位。

经清点及研究,众生药业决定捐出病毒快速筛查诊断试验试剂盒共100盒2000人份,用于第一时间鉴别和诊断发热患者;捐出医用口罩12盒共600人份,邮寄给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在防疫一线,医用口罩成为急需的用品。东莞市漫步者科技有限公司为武汉中小学、公安系统、武汉某医院等单位已经免费发放及捐赠超过30万只口罩。漫步者通过控股的KN95级别口罩生产厂家东莞市利发爱尔空气净化系统有限公司,正在竭尽全力保证对全平台所有渠道所售产品的正常供应,满足社会需求。同时,产品在官方网销平台将确保原价销售,不会调高销售价格,并承诺保证产品供应质量。

东莞多家企业发动党员和员工,组织爱心捐款。1月29日下午,盟大集团的微信工作群很热闹,该公司260多位党员和员工自发组织捐款,支援防疫。“我不是党员,但捐上500元,略表心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武汉加油,湖北加油。”员工们捐款时的话语,令人感动,让人振奋。

武汉防疫前线的“东莞制造”

武汉新建的雷神山、火神山防疫医院,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两家防疫医院快速兴建的过程中,武汉防疫前线争分夺秒的奋斗中,就有很多“东莞制造”的身影。

医院对电源需求量大,电源是医院最重要的动力保障。作为全球领先的整体电源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莞企易事特目前正在加紧和武汉、东莞在建的医院联系,将捐赠价值1000万元的医院使用电源设备,特别是ICU病房的设备电源,为防疫前线的医院及隔离点提供最坚强的电力保障。

“按照目前进度,预计2月10日之前这些设备可以到位。”易事特创始人何思模表示,疫情关系到每一个人,从企业自身而言,易事特将切实做好防护措施,对员工负责,对社会负责,从社会公益而言,易事特将全力支持防治非冠肺炎的防御工作。

防疫专家建议,避免进入人群聚集的公共场所。因此减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选择电动车出行,能有效的降低人与人的接触,减少疾病传染概率。

除夕夜,台铃集团董事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向武汉各大抗疫医院捐赠1000台电动车,用以支持武汉医护人员安全出行,提高抗疫效率。台铃集团首批捐赠的50辆价值20万元的台铃电动车,已经于1月28日送到武汉汉阳医院。这些车将用于医院的工作代步、安保巡逻,并满足部分医护人员的出行需求,让医护人员能更安全、更便捷地出行。

此次捐助行动适逢春节假期,在这本该阖家团圆的日子,得知捐赠决定以后,台铃集团及武汉经销商团队主动放弃休息,快速投入到筹备工作中,在短短三天内,便完成了首批电动车产品的准备工作。

深读丨“东莞制造”驰援湖北

闻令即动,兵贵神速。1月26日,在接到武汉有关方面的捐赠需求后,徐福记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据一线医护人员反映,由于目前值班时食物多为方便面,饭后易上厕所,再加上防护服紧张,希望提供一些干食食物。为此,徐福记随即协调华中分部、湖北大区、武汉分公司等驻鄂机构,紧急调拨2000箱徐福记沙琪玛随时待命。

短短两天后,在武汉市、区两级政府的协助下,2000箱徐福记沙琪玛顺利运抵湖北省慈善总会指定仓库,随后将由慈善总会统一分配给各医院,送给奋战在疫情一线的医护人员。

疫情不息,驰援不止。“东莞制造”始终奔忙在路上。

【记者】 吴擒虎 叶永茵 何明强 施美

【作者】 吴擒虎

【来源】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客户端

智能制造如何补齐人才缺口

产业智能官

记者没想到的是,一个研究高性能计算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竟然在一场职业教育论坛上“诉起了苦”。

“现在都在说互联网行业进入‘下半场’,主题变成了产业互联网。可是,能为传统行业赋能的‘码农’在哪里?谁培养?怎么培养?”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孙凝晖的思考,由一次院地合作引发。在那次合作中,他的研究团队试着对某地的拖拉机进行智能化改造,派了一堆博士去实地考察、写代码。“可传统行业薪资对这些博士并不具有吸引力,这种工作模式难以普及。”孙凝晖期待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技术能下沉到技能型人才培养里,“有这样的支撑,我们的产业互联网才靠谱”。

和孙凝晖有着同样焦虑的,还有中科院院士、西北工业大学常务副校长黄维。

“今天,颠覆性技术创新成果设计得出来、制造不出来的例子屡见不鲜,制造工艺核心技术不过关而导致生产事故的情况时有发生。”在黄维看来,除了要为传统行业赋能,颠覆性成果制造人才也正面临巨大缺口,“技能人才能力水平和操作规范与颠覆性产品研制要求不匹配,技能人才结构老龄化,智能化产品生产高技术人才急缺。”

两位院士的焦虑,折射的是我国技术技能人才供给与经济需求之间的结构性失衡。职业教育如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要朝着哪些人才缺口发力?解决哪些短板问题?在近日召开的中国职业教育学会2019年学术年会上,这些话题成为学者们讨论的焦点。

智能制造如何补齐人才缺口

报欠账 :到2025年,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缺口将近3000万

缺的,不只是懂人工智能、能制造出尖端产品的技能人才。

近日,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发布的《2019年第三季度全国招聘求职100个短缺职业排行》显示,车工、焊工、机械设备安装工、汽车生产线操作工等制造业相关的技术类工种占据近三分之一榜单。而此前发布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则预测,2020年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短缺将超过1900万,在2025年这个数字将近3000万。

智能制造如何补齐人才缺口

“这不只是总量的缺口,还是结构性的缺口。”论坛上,中国职业教育学会会长鲁昕指出,在关键技术领域仍然存在着许多“卡脖子”的问题:“目前我国急需四类人员:高端研究人才、科技成果转化人才、转化成果行业应用人才、生产服务一线的技术性人才,而职业教育就承担了后两种人才的培养,占整个高等教育结构的70%。”

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院长王茤祥特别同意黄维对当前人才结构的判断:“你在做科学研究的时候,有专业知识就够了,但要做到应用,实际上是需要多学科、多种知识的。现在的研究型大学很难把这类人才培养出来,职业教育应该在这些方面有所注重和加强。”

“过去我们产业结构升级往往聚焦于产业自身,而对人力资源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重视不够,所以产业转型升级的人才缺乏、技术缺乏问题比较突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王一鸣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但同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比,同世界工业强国相比,我国产业基础能力依然薄弱,产业工人整体素质、技术、技能水平不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高质量发展对产业升级提出了由结构标准转向效率标准、由技术升级转向系统升级、由产业思维转向体系思维的新要求,因此职业教育要把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地衔接起来,真正建设教育、人才、产业、创新协同发展的现代制造体系。”

智能制造如何补齐人才缺口

理家底 :缺教学内容革新、缺双师型教师、缺职教科研人才

补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人才欠账,职业教育还存在哪些短板?

重新定位职业教育,树立、落实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的理念,成为与会学者的共识。

论坛上,鲁昕梳理了70年来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五大重要经验,排在首位的就是“与国家发展阶段相契合”:“从1949年到1991年,我国处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化的阶段,生产力水平低下,我们在计划经济背景下依托国有企业和企业主管部门建立了技术和工程教育体系,很多本科院校、高职都是当年的老中专升格来的。此后,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方向明确,改革举措不断深化,我们以地方政府为主导承接和建立了大量职业技术学校,不断扩大招生规模、增加培养能力。但到了今天,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引领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我们必须重新定位职业教育,要契合国家发展阶段、要培养适应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方式变革的技术人才。”

具体到职业教育教学过程内部,不少专家指出,目前职业教育教学存在滞后性问题日益突出。

“需要的人才我们供给不足,传统的职业技术人才供给又过剩。职业学校在教学中,常常照搬普通学校教育的教学模式,教学内容脱离产业发展需要,这些问题都是职业教育发展路上的阻碍。”王一鸣说。

在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看来,双师型教师供给也是一个严峻问题。

“全国现共有37所高校开设了本科阶段的职业技术师范专业,有49所高校招收硕士层次的职教师范生,这些加起来每年毕业生实际上不到两万人。部分职业技术师范专业被边缘化,甚至被减招、被停办等,亟待加强引导、加强支持、加强建设。”任友群提供了这样一组数字:中职双师型教师目前有26.4万人,实际上只占中职所有教师的31.5%;高职双师型教师19.1万人,占高职所有教师39.7%。“如果这个不解决好会成为深化职业教育教职改革良性运行的阻碍。”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所长王扬南表示,职业教育供给能力不足,还体现在当下职业教育科研力量的匮乏上:“全国25个省市的统计数据显示,专门负责职业教育的科研人员仅有350人左右,在队伍建设上普遍存在着人员编制不足、专业化水平不高、结构不合理的问题。”

智能制造如何补齐人才缺口

提建议 :踩着新技术节奏,培养新技术人才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要从生产力全要素维度定位。”鲁昕如此强调。

“我们在办学体制上部门联动乏力,在办学机制上市场活力不足,在办学主体上行业参与也不够,这些都是问题。但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还没有从教育内部认识到职业教育是类型教育,而不是层次教育。”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表示,“要健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核心任务就是建设一个由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和技术应用型本科构成的内部贯通的职业教育体系,目的就是要使职业教育从一种看似是低档次的教育,转换为对经济社会和各方面发展有调动功能的教育、一种有着广泛需求基础的教育。”

在这样的共识下,专家们纷纷建议,要踩着新技术节奏,培养新技术人才

黄维建议,未来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应该跟颠覆性技术发展紧密结合:“职业教育必须往高端攀升,而不是锢在传统产业里面做人才培养。现在产业体系变化非常快,如果不踩着现在技术的节奏培养人才,你培养人才再好出来也未必会有使用的市场。”

“怎样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职业教育要通过整合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技术来改造教学内容,把产业的先进技术、优秀文化、发展需求融入教育教学资源和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推进专业调整和学科建设,使专业教学对接产业发展的需要。”王一鸣建议,职业教育在专业体系建设方面要注意专业群结构的逻辑性和对接产业的吻合度,“要紧扣产业集群发展的趋势,与行业标杆企业进行深度合作,以技术技能的传承和创新为纽带来推进专业设置、教学内容改革,对接产业发展和技术升级的需要,从而形成一批特色鲜明的专业课程和专业设置,更好地服务国家制造业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智能制造、网络化制造、云制造,传统制造业如何华丽转型?

我国正在大力推动智能制造的发展,使制造业发展能够站到了爬坡过坎、由大变强新的历史起点上。用户贴近和分工开放程度决定智能化水平

互联网沿产业链从最接近消费者的消费品行业向上游装备、原材料等行业延伸,越靠近最终用户的行业越早萌发变革,发生变革的领域和环节也越多。手机、家电、服装等个性需求较强的消费品企业已率先向互联网转型,具有代表性的如规模化个性定制模式已被广泛运用;受消费品生产模式变化影响,装备制造业需要提供支撑柔性制造、按需制造等的装备,发展智能装备的市场需求逐渐增强;而距离消费者相对较远的上游原材料行业,一些大型骨干企业信息化水平较高,侧重于依托互联网技术和网络提供精准供应链服务、生产监控和节能减排。

开放程度越高的环节与互联网融合越紧密。目前采购、营销等开放度较高的环节,更易与互联网融合;继而是开放程度次之的服务和研发环节,如远程控制与服务、众包设计等也已在一定范围内推广;而相对封闭的制造环节,在生产的组织实施和制造能力整合等方面也在逐渐受到互联网影响。随着互联网对各环节逐层渗透,将最终打通生产运营全过程,彻底改变现有的生产范式。

智能制造、网络化制造、云制造,传统制造业如何华丽转型?

新型研发组织方式集聚众智提升效率

随着协同设计、众包、虚拟仿真等新研发模式应用的日益广泛,为传统企业高效、便捷、低成本的技术创新开辟了新渠道,研发环节也成为营销之后与互联网融合的新热点。

云平台实现研发设计全球协同。以往受空间、资源等限制,传统企业的研发设计环节主要在企业内部完成。云平台则可以为企业提供开放的协同服务,设计人员可通过共享平台,查看和利用云端设计资源和软件,实现企业内部及企业间合作与协同共享,打破地域限制,提高企业研发效率,降低人员往来成本。

众包设计打通企业与社会创意的合作渠道。众包是通过互联网集聚全球创意、资金来实现研发设计的新模式,基于互联网的众包平台将分散的中小型团队及个体专业人员的智慧与创意集聚到一起,需求方可借此平台发布需求,以悬赏和速配方式寻找到精准匹配的服务者,通过消除信息不对称而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

虚拟仿真技术降低了企业的设计研发成本。过去传统生产企业在测试、验证环节需要生产出实物来评测其性能等各项指标,成本随测试次数增加而不断提升。利用虚拟仿真技术,可以实现对原有研发设计环节过程的模拟、分析、评估、验证和优化,从而减少工程更改量,优化生产工艺,降低成本和能耗。

智能制造、网络化制造、云制造,传统制造业如何华丽转型?

创新制造模式助力网络化智能化生产

智能制造成为制造业的重要发展方向。近年来,具有信息的深度自感知、智慧优化自决策、精准控制自执行等功能的智能制造模式的迅速发展,实现了增效、提质、降成本及节能减排。在制造业领军企业的带动下,智能制造、智能工厂的实施与应用正在为传统产业带来深刻的改变。

云制造高效聚集和配置制造资源。云制造借助云计算的理念,通过建立共享制造资源的服务平台,将巨大的制造资源池连接在一起,使处于制造业中的用户像用水、电、煤气一样便捷地使用各种制造服务,以帮助制造企业降低运行成本、提升快速反应能力。在理想情况下,云制造将实现产品开发、生产、销售、使用等全生命周期相关资源的整合,提供标准、规范、可共享的服务。

智能制造、网络化制造、云制造,传统制造业如何华丽转型?

云制造包括企业内部“私有云”应用和企业外部“公有云”协同两种模式。在一个大型集团企业内部,各种与企业运作有关的资源,例如设计、仿真、设备等,均可以利用云制造实现共享,避免或减少重复投资。云制造模式也正在推动中小企业间的制造资源共享。目前,在国内已涌现一批云制造服务平台。

协同式供应链促进各环节高效无缝对接

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通过互联网平台建立了与上下游供应商、合作伙伴和客户的直接连通,集聚供应信息并进行深度挖掘分析,提高了供应链的反应速度、匹配精度和调运效率,降低了采购成本,减少了成品和在制品的库存,缩短了对客户服务的响应时间。

B2B模式对接了上下游的采购需求。传统供应链中的产品选择范围小、管理难度大、生产线周转效率低。通过互联网平台,制造企业可与上游供应商无缝对接,快速集聚行业内优质供应商资源,在最短时间内以最低成本实现了原材料采购的高效匹配,推动了企业采购与供应链管理创新,生产线供应链的协同实现高效精准配送。企业利用大数据、物联网完善智能信息系统建设,对生产配比、物料配送、产品质量等各环节进行协同管控,实现物料配送的系统化、流程化,降低物流成本和能耗,降低仓储损失,加速了资金周转,提高了整个供应链的运行效率。

需求端泛在连接实现全流程用户参与

企业运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实现对用户的泛在连接,进而打造用户聚合平台、多元社交平台,通过用户行为和社交关系等的大数据分析,精准预判市场、开展精准营销;借助平台的集聚和交互功能实现海量用户与企业间的交互对接,使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精准决策等成为可能。

大规模个性化定制满足用户长尾需求。在传统标准化生产模式下,企业与用户间信息交互不充分、企业内生产组织缺乏柔性,只有同质化生产才是最经济合理的选择。而借助互联网平台,企业就可与用户深度交互、广泛征集需求,运用大数据分析建立排产模型,从而得以依托柔性生产线,在保持规模经济性的同时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产品。

智能制造、网络化制造、云制造,传统制造业如何华丽转型?

大数据分析支撑精准营销及决策。传统市场分析局限于抽样调查、线下座谈等有限样本的分析预判,产品改进也只能通过销售业绩来收集用户反馈情况,分析结果存在一定误差或延迟。利用通过互联网汇集的用户行为、需求、行情等海量多元化数据,企业可以进行大数据建模及分析,实现精准市场定位,优化营销决策,助力产品改进。

融合型服务延伸企业价值创造链条

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生产要素成本不断攀升、供需对接日益便捷等因素作用下,制造本身在工业产品附加值构成中的比例越来越低,增值服务逐渐成为企业竞争的新焦点。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相关应用的快速普及催生了多样化融合服务模式,带动以产品为核心的经营模式并加快了向依托产品提供综合服务的新方向的转变。

有能力的工业企业还可通过搭建云平台、部署定制化的工业APP应用、提供大数据分析支撑等,为用户企业提供多样化的增值服务,并探索从设备制造商向综合服务商的转变。

资料来源:亿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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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专访:越南与中国制造的未来

澎湃专访:越南与中国制造的未来

澎湃新闻导读

继《枢纽:3000年的中国》之后,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施展在今年春节推出了他的新著《溢出:中国制造未来史》。在中美贸易争端的背景下,为什么制造业从中国向越南的转移,并不是从中国转走,而是中国供应链网络的一种外溢,施展给出了他的解释。

澎湃新闻您的新著《溢出:中国制造未来史》开篇以泰兴小提琴产业发展为例,分析了过去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奇迹,在您看来,这一奇迹的秘密是什么?为什么您要强调中国制造业作为一个体系的力量?

施展:我认为这个经济奇迹的秘密有两点。第一,它是依托于全球经济转型的一个过程,而后者的核心拉动力量是美国最新一轮的创新经济。由于这一轮创新经济的结构性特征,它有一个比过去都强劲的大规模外包的需求。而有能力承接外包的一方,必须同时满足两个要求:生产上既有效率,又有弹性。没效率接不了这活,而效率要求专业化,太专业化之后又会被锁死在特定的上游的任务上,只要上游一变——上游在创新,随时会变——没有弹性的话,你就死了。但是弹性和专业化,换言之,和效率是相悖的,所以中国就演化出了一种供应链网络体系,把弹性和效率放在不同的位阶上实现。单个民营中小企业极度专业化,每家都只生产特异化、专门化的产品零部件,因为专门化到极致,这些作为基础生产元素的零部件的通配性特别好,可以和其他厂家的产品形成配套关系,从而形成了一个大的供应链网络,整个网络极具弹性,网络内部的企业可以不断的动态重组。

中国能够成长为世界工厂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供应链网络的规模性。当供应链网络的规模超过了某个临界点之后,其中内蕴的效率和弹性都过了临界点,就带来一个质的变化: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在总成本当中占比大幅下降,供应链的管理效率才是核心的成本控制能力所在。因为中国的超大规模性,我们有很多产业,即便技术含量很低,即便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比其他后发国家高得多,但仍然有巨大的优势。可以说,没有哪个国家有如此大的规模,可以承接中国的整个制造业生态。

除了物质环境,我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还有一个内部的、非物质性的人的发展动力。我在《溢出》里面提到了两拨overqualified(资质过高)的人群六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末的特殊历史原因,导致出现了两拨受过良好教育,却只能从事相对他们教育水平而言,级别过low的工作的人群。他们心里憋着股气,在给定的环境之下,一旦有一点突破口,就能够迸发出巨大的力量。在这些人之外,还有个更庞大的人群,就是长期处在城乡剪刀差经济下,人工成本极为低廉的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我们的调研也显示出,这些渴望翻身、出人头地的农民工,恰恰是制造业起飞阶段里最有能动性、拼搏性的人群。这两个人群加在一块,形成了中国巨大的发展潜力。其他社会没有类似的政治原因,即便有overqualified人群,也没有中国如此大的规模,并且也没有那么庞大的城乡剪刀差经济所积累下的低工资农民工。所以这就不再是一般意义上——即人口规模、劳动力工资、年龄结构意义上的人口红利了,而是涉及某种非物化的人的精神层面的指标。这种种动力机制是别的国家无法复制的。

一系列因素整合在一块,最终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是,脱离开西方的最新一轮创新经济的新逻辑,脱离开中国那两段特殊的历史情境,这些高速发展都无法解释;另一方面,这也使得中国这三十年来的高速发展难以复制,即便是中国自己也难以复制。我们不能静态地,而是需要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尺度上理解当下中国的经济奇迹

澎湃专访:越南与中国制造的未来

《溢出:中国制造未来史》,施展著,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1月出版。

澎湃新闻您能解释一下您所谓的全球经贸“双循环”结构吗?您认为在实体经济循环之上,还有美国主导的全球资本循环,这两层循环的关系是什么?

施展:我在《枢纽》里提出了“双循环”结构。因为中国超大规模的供应链网络力量,世界各国的中低端制造业,但凡它对供应链有需求,以及对远距离物流成本不敏感的,多半都会往中国转移,从而造成了全球经贸结构的一个大的变化:西方聚焦创新产业和高端服务业,中国是中低端制造业,非洲为代表的不发达国家是原材料业,各自有比较优势,形成一个双循环结构。全球经贸循环必须得以中国为中介,完成全球经贸循环的完整运转,类似一个阿拉伯数字“8”字型。中国处在中间结点上,是枢纽的地位。当然这是从实体经济层面而言,中国的制造业是枢纽,它衔接的上游、下游都是某种环节上的实体经济,但所有的实体经济都必须得有一个资本过程才能运转起来。全球资本秩序是由美国所主导的,没人能竞争这个地位。所以实体经济这个层面是双循环,但是一旦考虑资本秩序的话,它就是一个双层循环。实体经济里面中国是枢纽,双层循环里边美国是核心。

澎湃新闻您如何看待“双循环”结构在当下面临的挑战,比如政治民粹主义?您觉得“双循环”结构还可以为继吗?

施展:当世界上相当部分的中低端制造业都往中国转移之后,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力量。也就是说,即便你是在干体力活,但全世界体力活大部分都在你家,你也会获得一个特殊的谈判地位。当一个国家制造业规模太大,会对全球的经济秩序,以及一些国家内部的社会秩序造成影响,造成某种失衡。今天全球的各种贸易冲突,以及很多国家的民粹化转型,某种程度上都和这个背景有关。这是一个高度互动的结果,其中原因之一是中国的超大规模性。可以说,中国、美国,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俄国,确实跟其他国家不一样。对于一般国家,国际环境是给定的,而对于超大规模国家,国际环境尽管不是它自己设计的,也是由它在和其他超大规模国家互动的过程中生成的,是因为它的活动而不断演化出来的。因此,我们不能用判断一般国家的理论和标准,来判断超大规模国家,必须分层次地处理。

在我看来,民粹主义影响不了“双循环”,相反,它是“双循环”的一个结果。因为“双循环”引发了很多国家内部的社会问题,如果不能通过经贸谈判,使得贸易红利往这些国家回流,就会出现政治症状。民粹主义是“双循环”这个经济事物引发的政治表现。那民粹主义和它引发的贸易战是否会对“双循环”构成冲击呢?我在书里把“双循环”区分为“双循环A”和“双循环B”,前者是因为市场过程而自然形成的,是由中国的规模、效率等所引发的双循环,后者是由于中国的国家政策——诸如各种补贴等——而在国际上带来的不对称竞争优势从而形成的,它会降低综合成本,吸引各种转移,但同时也会带来某种程度上国民福利的损失,因为这种补贴肯定会带来资本的低效率使用。“双循环A”是内在于中国和世界的经济逻辑当中的,靠贸易战这种政治手段是改变不了的,但贸易战或许会对“双循环B”有影响。从长远来看,这种影响未必不是正面的。

澎湃新闻您为什么会关注越南,去越南调研?在调研中,您有没有获得什么可以和我们分享的关于越南的地方性知识?

施展:一年多来的中美贸易战似乎对《枢纽》提出的主张构成了挑战。在网上可以看到大量的说法,认为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可能保不住了,都会往外转移,替代中国的首要候选国就是越南。很多人提出越南有各种各样的优势:人口的规模不小,将近一个亿,又是儒家文明,比较有入世精神,比较肯奋斗,人口结构也不错,人比较年轻,另外它打过这么多年仗,其国家能力在东南亚首屈一指,虽然国家能力强有可能是双刃剑,但这在制造业上会有加分,然后它的各种要素价格比较低。基于这一系列优势,制造业可能会往越南转移。此外,还能看到一系列的数据,比如贸易战之后,中国对美出口大幅下跌,越南对美出口大幅上升,看上去似乎越南正在取代中国。很多朋友就质疑我的“双循环”假说是不是站不住脚了,我们大观团队朋友们也在讨论,是否有另一种可能性,出现一个变形的双循环:双循环的结构仍然存在,但循环的中间节点——枢纽的地位逐渐转移到东南亚。不论如何,这都意味着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上的结构性位置会发生变化,对于全球秩序的演化来说,也同样是一个剧变。但在没有去越南调研之前,下任何结论都为时尚早。究竟会不会转,必须得到亲自去看一下,于是就有了今年到越南的调研。

在越南考察时,我专门安排了半天去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参观。越南对于自我身份的表达上有三个口号:独立、自由、幸福,从历史博物馆的策展思路可以看出,它是如何理解这三个口号的。在博物馆里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叙事策略,就是越南在历史上长期面对着北方的强国,这是它理解世界时潜意识里的基础出发点。这就会带来一个效应,越南的政治努力,其底层的心理动力是一种民族主义——当然,这不是那种狭隘自闭的观念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而是追求自身独立性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对越南来说,其他的意识形态便是其民族主义的某种手段,是实现独立的手段;而只要是手段,往往可以为目的让步。所以越南的改革,步子看起来可以迈得很大。但中国不一样,中国规模太大了,它在潜意识里是以世界作为自己思考问题的基础出发点的。以世界为出发点同样也会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自己与世界之间是有一致性的,一种态度是自己与世界之间是相抗拮的。无论哪种态度,都需要一种意识形态来解释自己与世界的关系,这种意识形态本身就不会是民族主义的手段,而是会呈现为一种目的。这是中国与越南的一个巨大区别。

澎湃新闻您在书中引用了一位受访者的说法:“越南能够发展的最佳状态,就是介于中国台湾地区和马来西亚之间的水准。”为什么您认为制造业从中国向越南的转移,并不是从中国转走,而是中国供应链网络的一种外溢?越南为什么难以发展起完整的工业体系?

施展:我到越南实地调研后,发现从中国转过去的,主要是最终的组装环节,而且并不是所有产业的最终组装环节都转过去了,主要是那些对美出口的产品,它的最终组装环节会过去。那些组装环节工厂的上游供应商,不对美出口,所以并不受到中美贸易战的冲击,除非有下游厂商的强烈要求,就不大愿意转。因为要转了的话,一系列的供应链网络都跟不上,还会产生新的管理成本,语言、文化全都不适应。这就带来一个结果,组装环节越往外转,反过来对中国供应链的需求就越大。这个状况之所以能够出现,又跟全球生产逻辑上的一个巨大的变化有关。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全球各国之间百分之七十的贸易属于制成品贸易,这意味着绝大部分产品的生产流程是在一个国家内部完成的。而到2018年,百分之七十的国家间贸易是半成品贸易,换言之,绝大部分产品的生产流程是在多个国家内部完成的。这种情况下,生产当中的组装环节跟它的上游环节,完全可以分布在不同国家,现有的全球经贸结构完全能够支撑这种分布。在这个意义上,所谓中国向越南的转移,实际上就是中国供应链网络的溢出。

在这个溢出当中,最主要的能动性要素都是民间经济。中美之间的贸易战越激烈,民营经济就越得想法自救,那些对美出口的民营经济会主动往越南转。但只有终端产品那个环节才真正面对关税问题,所以往外转的主要是这些环节,而越往外转它对中国供应链的需求会越强,相当于中国的民间供应链又获得了一个新的海外市场。

目前越南的重化工业跟不上,并且在可预见未来,越南也无法出现足够强的重化工业。因为重化工业高资本、低利润、长回报周期,以及就它的投资规模而言,低就业,这跟后发国家的比较优势正好是反着来的。后发国家资本匮乏,劳动力富裕,需要的是能够吸纳就业、低资本投入的产业。所以如果按市场逻辑来走的话,后发国家是不会自发地出现重化工业的,除非靠国家意志来扶持。但越南之所以现在对外贸易条件如此之好,就在于美国愿意把它纳入自由贸易秩序,但条件是,越南必须是自由经济。这就意味着靠国家意志来扶持重化工业这事儿,在越南很可能没有机会了。于是越南更多地就是聚焦在组装环节,衔接中国这边的供应链网络。因此,如果不出现实质性的技术变迁的话,枢纽结构、“双循环”结构都不会破,它会发生一个变形,但是其中的核心仍然是中国。

澎湃新闻您在书中分析了机器替代人的问题。您觉得最终在制造业中,机器能替代人力吗?

施展:机器能替代人,但只是在特定的层面上。我们经常说“智能制造”,其实这个概念得拆分为“智能”和“制造”两个部分。“智能”的部分是指用各种AI、机器把人替代掉,但“制造”的部分里,却包含了大量机器无法替代的隐性知识。比如我去访谈的模具厂,对模具的加工过程都可以用机器来完成,但是模具的设计过程,机器根本完成不了。客户需要实现一个什么功能,如何实现,模具该如何来设计,往往会涉及材料的误差范围,这是没有办法量化处理的,只能靠老师傅的经验来判断。最近跟一个服装业的资深人士深入访谈了一下,我们通常会把服装业想象成低技术行业,但其中隐性知识甚至更多。隐性知识基本上是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就像学游泳,你把游泳的所有动作、力度、角度说得再明白都没用,光靠给讲这些,永远学不会游泳,但是把人扔水里去,过一会儿就学会了。让人学会游泳的,不是显白知识,而隐性知识,后者无法言传,无法被规范化地提炼、传授,从而也无法大规模地复制、传播,它只能靠足够多的有经验的师傅,靠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一代代传承下来。机器会不断在可被显性化的知识领域里替代人,但这样一来,人就有更多的精力去琢磨那些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而在这些领域,机器是永远替代不了人的。

澎湃专访:越南与中国制造的未来

越南工厂里的劳动者

澎湃新闻您能介绍一下越南外企中的“中国干部”吗?似乎您特别重视这一群体,把他们视为衔接起中国供应链与越南组装环节的微观载体。为什么您希望让海外中国人的声音进入中国的公共话语空间?

施展:前面说的供应链溢出,有具体的载体,“中国干部”就是其中之一。所谓“中国干部”是这样一群人:各种外资的企业——但其中主体是台资企业——只要它的工厂是从中国大陆迁到越南的,那么它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多半都得用中国大陆人。台资企业管这些人叫“陆干”,即“大陆干部”,这些人会自称“中国干部”,在交往中约定俗成又被称为“中干”。中国干部这个群体在越南有几十万。著名的台资企业宝成鞋厂,在胡志明市附近的一个厂区里有九万多的越南工人,巅峰时期有大几千名中国干部,这些中国干部做了几年之后,陆续出来单干,做宝成的供应商,所以宝成能够完整地在当地完成供应链采购,但这些供应链有相当部分是掌握在前中国干部的手里的。前中国干部建立的工厂雇佣越南工人,但他们进行生产时也需要采购,这只能从中国大陆来完成,因为要采购的原材料基本上都需有重化工业的支撑才能生产。

中国干部这个群体蕴含着对中国而言极为宝贵的海外智慧。因为他们特殊的生存处境,使得他们跟我们通常所看到的那些到海外去做项目的大型国企、工程公司的员工很不一样。某种意义上,国企、工程公司相当于中国经济的一块海外飞地,只是出去完成一个项目,它的资本、材料、大多数的工人都从国内来,跟当地社会的交往程度实际上很低,而中国干部必须得和当地社会有足够深度的嵌入关系,否则就无法开展工作。这就带来一个结果,中国干部是真正完成了在地化转化的,那些大的项目公司、工程公司在这方面则差了不少,于是,外国老百姓从类似于中国干部这样的人群身上,才真正感受到真实的中国人的面孔。我想,中国“走出去”要走得稳的话,必须得知道我们的这些项目如何惠及当地百姓,这得有一种在地化调适的能力:你得懂得当地人真正需要什么。这些智慧、这些在地化的知识,中国国内很缺乏,但是中国干部头脑中则有很多,他们实际上是中国“走出去”至关重要的海外智慧宝库。但现在国内基本不知道这个群体的存在,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他们应该被国内知道,公共舆论上需要有他们的声音,他们对中国这个民族而言如此重要。

澎湃新闻您在书中介绍了一种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在越南的各种华人会馆所统领的人群,在祠堂祭祖时,进行的是公祭,祭祀的就是本群体公认的最早来到此地的先侨,不再追溯他们在中国的家乡。但是各家在自己家里进行私人祭祀的时候,可能会追溯到其在中国的祖先。您怎么分析这一现象?

施展:对越南华人来说——尤其是老一代华人,新一代华人的状况我了解还不够多——公祭的时候,展示的是他们的一种群体身份。他们只往前追溯到来越南的先侨就不再往前追溯了,而先侨的身份也不再追溯回大陆的老家,先侨就是第一代。这就意味着这群人的群体身份已经在地化了,就在他们所居住的这片土地。但是他们的私人身份仍然跟老家——中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会往更早的源头追溯。我们在中国大陆的人,具有某种公共性的群体身份和私人身份,在属地性上是同一的,但海外华人的那种群体身份和他们的私人身份,在属地性上分解成了两个空间。这两种空间的分离,是我们中国大陆的人不大容易体会得到的,但这背后有海外华人一系列值得深入挖掘与体会的微妙情感;过去大陆对这些情感的理解不足,曾经带来过问题。

澎湃新闻您在书的最后提出了关于“新汉萨同盟”,或者说“东亚汉萨同盟”的设想,您为什么要诉诸中世纪?您认为当下和中世纪的相似性在哪?我们在何种意义上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循环?您认为“新汉萨同盟”也是一个商业-伦理共同体,它能对治当下跨国大公司获得不对称竞争优势的问题——这如何是可能的?

施展:我们前面讨论的这一切都只不过证明了,今天,随着技术、生产逻辑、企业组织样态的演化,经济空间和政治空间日益分离了。如果我们把一个复杂产品,从最初的零部件到终端产品的生产流程,全部所发生的物理空间称为经济空间的话,这个经济空间是穿透国界存在的。当政治空间被经济空间穿透,政府政策对于经济的影响会和过去的影响模式大不一样。可以说,现有的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组织起来的国际经济治理秩序,和今天真实的国际经济秩序之间已经不匹配了。所以我在书里提到,在政治秩序之外,还需要有商人秩序站到历史前台,这不是抽象地谈什么价值上的偏好,任何价值要变成现实,必须找到底层动力机制,如今商人秩序的浮现,可能是一种历史的必须了,否则所有这一切都无法获得有效的治理。这种治理反过来同样也是商人的需求,他们需要规则,这些规则是商人们彼此之间不断互动磨合,自发地生长出来的。就东亚地区而言,我觉得需要东亚两大强国——中国和日本的商人,以某种超越民族主义的心态来合作建构这一秩序。

至于诉诸中世纪,是因为我们要反问,商人秩序独立出现,这有可能吗?几百年来的历史,让我们本能地会从政治秩序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我们忘了在此前的历史上,商人秩序和政治秩序一度是并行的。我想把这种并行的历史揭示出来,激发我们今天新的脑洞。中世纪和今天的相似之处在于,政治秩序都无法一统所有的空间,需要有商人秩序生成;而不同之处在于,中世纪有很大部分的物理空间是直接留给商人秩序的,而在今天所有物理空间都被政治秩序占据了,但是有一些规则空间则开始超出政治秩序的掌控。当生产过程、信息技术全都跨国地存在,就需要一种新的跨国性的规则空间出现,它是政治秩序无法覆盖、垄断的,是在另外一个维度、次元里面的空间。

新汉萨同盟作为商人共同体,它的规则都是商人之间演化、累积出来的。历史上,我们看到这种规则,以及支撑规则的伦理的生成,都是在仲裁和司法过程中出现的,如果依靠立法过程,规则就很难是中立的、自生的。一个同盟的仲裁有公信力的前提是,仲裁必须足够中立化,一旦这种公信力被建立起来了,用户就会信赖这些愿意接受同盟仲裁的企业。于是同盟企业自然会在市场上有更好的品质和信誉,会带来品牌溢价。如今跨国公司有各种不对称的竞争优势,但将来,为了营造更好的品牌形象,它有可能会愿意加入同盟,接受仲裁,从而接受同盟的一系列要求。当然这不会是短期内一蹴而就的,它的实现需要一个较长时期的演化与竞争过程。今天,欧盟要求爱尔兰追缴苹果公司的税款,爱尔兰为了吸纳跨国公司的存款坚决拒绝,但将来对于一个商人自治组织,如果这样做公信力就没了,继而组织成员的品牌溢价也就丢了,这是违背它们利益的,于是这种做法反倒有可能受到抑制。

澎湃新闻最后,您能谈谈《溢出》和《枢纽》的关系吗?与后者的写法颇不同,您在《溢出》中似乎更关注微观层面的人和事。您接下来的研究侧重是什么?

澎湃专访:越南与中国制造的未来

《枢纽:3000年的中国》,施展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

施展:《溢出》和《枢纽》之间有一个递进的关系。在写《枢纽》前,我发现,各种对于中国向何处去的讨论,基本上都是观念先行的,但是这些讨论始终忽略了一点,任何价值都得先有一个价值主体,没有主体空谈价值是没有意义的。在中国的语境下,价值的主体当然就是中国人,但要说清楚什么是中国人,首先又得说清楚究竟何谓中国。这是我在《枢纽》里核心想要回应的问题,因为在过去,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获得有效的解释——对内,中国的中原和边疆、汉族和少数民族是什么关系?对外,中国和世界是什么关系?许多既有的解释,在面对不同的事物的时候,是自相矛盾的。我们如何讲述自己的历史,就意味着我们认为自己是谁,之所以许多问题解释不通,都是因为史观出问题了:比如古代史被等同于中原史,近代史被等同于悲情史,革命史被等同为对错史——此外还有当代史,涉及今天中国的力量根基何在,中国和世界秩序之间的关系何在。所有这些,必须给出一个统一、连贯、系统的解释,把这四段历史贯通成一个史观,这样讨论的才是一个中国。所以《枢纽》的工作就是一个完整史观重构的工作。

《溢出》是对《枢纽》的当代史部分的迭代。在“双循环”结构里,中国枢纽地位未来会是什么样的走向?中国和世界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应该说,《枢纽》的大的理论结构、结论在《溢出》里都没有变化,但后者在细节上将前者往前极大地推进了,对未来给出了一个细节更加丰满的分析和想象。我在《溢出》里谈到了新汉萨同盟,它需要一些具体的物理空间来展开,我在书中提出,在亚洲各国的自贸区当中,进一步设置一些更加深度自由化、由商人秩序来主导的“共同市场区”,或许是一种可能性。当然,这需要包括中国商人和日本商人在内的亚洲商人的共同推动,于是,这里的前提便是,中日之间在相当程度上能够和解,使日本海变成一个“和平之海”。

问题推进到这里,就涉及对于东北亚历史的重新结构性梳理,找到日本海变成“不和平之海”的机理——这便可以和我《枢纽》上篇的古代史和近代史的部分关联起来了。所以我2020年,甚至未来两三年的最主要研究工作,就是从古代、近代的历史,从走廊地带(我认为观察中国史的切入点不应该是长安、洛阳、南京、北京,这样讲出来的历史还是中原史,而应该是河西走廊、长城-阴山沿线、辽西走廊等这些衔接不同板块的走廊地带),当然主要是辽西走廊,来观察东北亚的历史,由对日本海变成“不和平之海”的原因的考察,进而找到未来把它转化成“和平之海”的突破口。当然,说到“和平之海”的话题,不会局限在日本海,而应该是从日本海经东海直到南海的整个“亚洲内海”,但是近一两年内我的研究切入点会是在日本海这个方向上。

我这几年的核心的工作都会是把《枢纽》里的研究,在特定的方向上不断细化、延伸、迭代。《枢纽》相当于我所尝试的一个范式革命,这个革命不知道它会否成功,但要让它向前发展,便需要在新范式下,做更多的具体、扎实的微观研究工作。《溢出》以及接下来关于辽西走廊、东北的研究,都是努力想要在给定范围下,把这个范式推进到微观化、精致化的研究,最终构成一个完整的解释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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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速度!中国口罩单项冠军——日照三奇用“山东制造”为“战疫”赢得时间

齐鲁网·闪电新闻1月30日讯 “你晚上给我打电话时,部里在开(视频)会,我们现在所有的产品和发货,都是工信部在调度,全部发到湖北”,车进军在早上九点的电话那头,声音疲惫但依然有力,他向山东经济广播记者介绍,自己担任副总经理的日照三奇医疗卫生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奇医疗”)是工信部应急物资重点储备生产企业,在抗击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期间,被省里确定为全省疫情防控物资生产重点调度企业,而企业的核心产品就是抗击疫情最关键的医疗物资之一:口罩。

突如其来的新型染肺炎疫情形势严峻,武汉告急,亟需防护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用品!领受任务时虽然已近年关,但三奇公司表示坚决以大局为重,服从山东省和日照市的安排,积极克服时间紧任务重、春节假期职工不稳定等困难,截止目前,三奇医疗已经向湖北发送口罩300万个,防护服超过15万件、面罩5万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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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三奇医疗副总经理车进军在办公室加班

车进军和工厂所有人一样,从腊月二十八开始加班加点生产,而作为管理者的他到今天也没回过一次家,每天在厂里就睡三四个小时。此时,整个工厂有五百多人分两班在持续生产,采取“人停机不停”的模式24小时日夜不停。这支“突击队”里,三奇公司的正式员工不到300人,其他的260个突击队员都是当地政府从工厂的驻地周围召集的部分群众和学生,还有以前离开的老员工,他们都在大年初一来到工厂,自告奋勇加入抗击疫情的生产工作,所有人都奔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千方百计完成国家和山东省下达的调拨任务。

服从大局,积极克服各种困难,全力做好紧缺物资生产的日照三奇医疗是中国口罩产品的单项冠军企业,是全国为数不多拥有医疗器械和劳保用品“双证”的生产企业,从1993年开始就生产口罩,在抗击SARS、禽流感等疫情期间,一直为疫区供应医疗产品,拥有丰富的应急生产经验,在2009年就被工信部定位为应急物资重点储备生产企业。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这家企业在口罩单品上的产能以及技术水平,在国际上已经位居前列,在中国更是领先,可以满足医用、劳保、防护等多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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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一天需要10万套防护服,缺口高达数万套。面对医护人员的安全,山东省多方施策,全力保障供应,这其中也包括了临时施行的应急措施。三奇医疗作为综合性的生产出口企业,一直以出口口罩和防护服为主要业务,在越南、日本设有制造工厂。过去,口罩和防护服系列产品主要是往国外发货,对接欧盟标准,在国内并没有申请“医用”注册证。新冠肺炎的非常时期,基于国内对这些产品的突发性需求,山东省药监局特事特批,建立了快速审批通道,在大年初二晚上派专班赶到了三奇公司位于日照的总部,在企业进行现场核查、审评,让企业快速拿到医用防护口罩和医用防护服医疗产品器械注册证,确保了和疫情有关的医疗用品尽快上市并形成产能。这样的快速审批,体现了从政府到企业,大家在疫情面前都心系湖北,力保武汉的心情,保证了山东优质的医疗防疫产品能够及时地供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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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药监局、工信部门派专人驻守企业

疫情发生以来,日照市委、市政府成立工作专班,分管副市长带领市工信局负责人入驻企业,积极协调解决劳动力、原材料、资金等问题,全力做好企业生产保障工作。

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是当前重要政治任务和公共卫生领域的头等大事。从1993年创立企业,这家名叫“三奇”的企业以出口为主,曾经是国内名不见经传的“口罩冠军企业”。在28年的“工匠精神”指引下,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期,它充分体现了企业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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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在该企业产能已经翻倍的情况下,省市工信部门、日照市政府继续帮助企业购买设备,发动企业驻地群众和周边其他服装厂的放假工人,经培训后应急上岗,提高生产能力。当前,三奇医疗日产防护服5000套,而预计新设备和新员工到位后,每天防护服产量可达8000-10000套。尽最大能力提升产能,保持满负荷生产状态,确保产品质量和防护效果,满足市场和医疗机构的疫情防控需求,以日照三奇为代表的山东企业奋战在“战疫”一线,展现出了“山东质量”和“山东速度”!山东经济广播记者林楠

闪电新闻记者 史静 报道

「信通院专家谈ICT」工业互联网将彻底改变传统制造模式

央广网北京1月30日消息(记者吕红桥)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报道,我国ICT,也就是信息通信技术发展迅猛,在5G、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技术等众多领域研发应用步伐较快。2020年,这些新技术有哪些最新发展方向和趋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对此进行了深度观察。系列报道《信通院专家谈ICT》:工业互联网将彻底改变传统制造模式。

5G商用后 工业互联网场景将更丰富

综合测算显示,2019年,我国工业互联网产业规模达8000亿元,近年来年均增速高达18%。随着新技术应用,2020年,我国工业互联网发展将继续位于快车道。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研究所副所长刘默说,特别是5G商用后,工业互联网融合场景将更加丰富。“5G进来之后,它会跟很多其他的技术和应用的场景融合在一起形成很多新的服务,比如现在我们看到的5G加上AR、VR,辅助的装配、维修的指导,5G加上高清图像的质量检验,我们认为会出现很多新的应用场景和应用模式。而这实际上是在连接的基础上真正去改变制造业,真正帮助制造业实现转型的关键一步。”

传统制造迎来资源重新配置、价值重塑

2019年,石化、钢铁、电子等行业广泛集成工业互联网技术和应用,以形成解决方案,提升传统产品设备。刘默认为,2020年,这些行业的系统集成商会把工业互联网应用带到各个行业里,推动工业互联网深度、规模化应用推广。

刘默说:“如果放到5-10年的周期里,可能我们整个未来的制造模式是基于网络化的方式去组织的。用户的需求会通过我们很多线上的数据就能发现,我们基于线上整合设计出产品,基于线上连接很多的制造企业去整合产品所需要的零部件的制造和产品本身的组装和制造,再用金融服务体系、物流体系去实现这种交互。这很有可能是一种网络化组织的模式,它会彻底改变现有的制造资源配置方式,包括整个价值的模式。”

平台将成制造业生态化土壤

在工业互联网平台方面,根据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数据,全国各类型平台数量总计已有几百家,具有一定区域、行业影响力的平台数量超过50家,平均工业设备连接数近60万台/套,初步形成多层次系统化的平台体系。接下来,平台将成为制造业生态化的土壤。

刘默表示:“工业软件可能会融合到平台里作为平台的一个基础性工业工具,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会‘生长’各种不同的工业应用,比如面向设备的、质量的、能耗的,会‘生长’很多特定场景的应用。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未来的平台就是一个大的生态底座,下面连设备、连数据,上面去‘生长’各种应用服务。”

垂直领域市场机会待挖掘

在安全方面,刘默认为不同行业需求不太一样,因此需要一批企业进入行业,提供相应产品和解决方案。“目前来讲,这个领域还有很大的需求,还没有完全被满足,因为现在很多安全问题还不可知。所以现在更多的是以前做IT安全、网络安全、信息安全的在往里进,但是这个进的过程中实际上也面临和工业这一套系统的融合和适配的问题,所以在这个领域我认为,从产业侧我们也需要做很多的推动工作。”